律师为什么害怕调查取证?调查取证的风险是什么?有什么困难?

发布时间:2020-06-12 14:01:00

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可以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书,对有关单位和个人承办法律事务的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但是,刑事诉讼法对此项权利设置了“许可”和“许可+同意”制度:辩护律师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收集证据的,需要对方同意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向被害人取得证据的或者被害人提供的近亲属、证人,必须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方可向其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

辩护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对案件进行调查,并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收集有关材料。

然而,大多数刑事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害怕取证,使得辩护效果大大降低,甚至流于形式。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刑事律师不敢收集证据?笔者结合自己在办案过程中的经验,对这一问题作了简单的探讨。

1、 更多限制:需要得到另一方的同意甚至是另一方的许可

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可以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书,对有关单位和个人承办法律事务的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但是,刑事诉讼法对此项权利设置了“许可”和“许可+同意”制度:辩护律师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收集证据的,需要对方同意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向被害人取得证据的或者被害人提供的近亲属、证人,必须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方可向其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

证人缺乏作证动机,法律赋予其拒绝律师取证的权利,因此辩护律师很难期望证人配合取证。而且,调查取证只能在法庭竞争对手的许可下进行,这实际上取消了辩护人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和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证据的权利。

例如,我们在为盗窃案的被告人辩护时,试图从案发现场的保安处获取证据,但仍然得不到对方的同意,因此得不到对方的有利证言。可以说,证据收集过程面临诸多法律限制,打击了刑事律师收集证据的信心和积极性。

2、 高风险:“达摩克利斯之剑”

刑事律师的主要风险来源之一是办案机关的打击_。在侦查办案过程中,刑事律师往往因侦查工作进展不力而受到指责。一旦刑事律师“小动作”,_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了以刑事律师为对象的辩护人、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这也成为办案机关_刑事律师的“_本领”。

比如,北京律师李庄在会见时眨眼,或者与嫌疑人讨论辩护策略,这些都成为他坐牢的重要刑事证据。可以说,这条规定是悬在刑事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办案机关经常对辩护人提出的证人进行“深入调查”,尽力使证人改变证言。

例如,我们在为受贿案的被告辩护时,发现被告妻子所知道的案件事实对被告非常有利,所以要求她写一份情况陈述书,提交法院。因此,这一证据具有很好的抗辩效果,导致公诉无法成立,审判非常被动。但是,庭审结束后,办案机关对证人进行了长期的“深入调查”,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试图使她改变证词,指出律师教唆、引诱证人。

3、 不平衡:控辩平衡只是个传说

审判制度由“询问制”向“辩诉制”转变,追求法官中立和控辩平衡。但在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始终没有达到平衡,这主要体现在证据收集手段与证据收集后果的失衡上。

一是取证手段不平衡。办案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国家可以对不合作的证人采取各种措施,甚至采取一些特殊手段,甚至威胁、引诱等手段,保证取证工作的顺利进行。但是,刑事律师的调查取证完全是建立在对方自愿参与的基础上,没有调查取证权,只有调查取证权,存在诸多局限性。因此,刑事律师除了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外,没有其他合法的证据收集手段。

其次,法医学的结果是不平衡的。但是,律师如果敢于用威胁、引诱等特殊手段获取证据,就如同为自己挖坟墓一样。

例如,我们在为被告人非法持有_一案辩护时,得知被告人的妻子因办案机关的威胁,对被告人作了非常不利的伪证,于是申请她出庭作证,向法院陈述了受到威胁的事实,试图否认她不利的伪证。经过多方努力,法院最终同意让证人出庭作证。然而,当她在法庭上提出证言时,这是虚假的,受到办案机关的威胁,我们认为这件事会有转机。谁会想到公诉机关和法院都不能否认,也不能进一步调查。

试想,如果证人只有在受到辩护律师的威胁和引诱时才作伪证,后果将不堪设想。

4、 保护不足:律师权利保护不足

刑事律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但他们的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保护,主要体现在执业权和人身权上。

一是实践权保护不到位。刑事律师介入此案后,往往觉得很难有所作为。办案机关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给律师制造困难。

比如,一家看守所曾经以需要批准为由,阻止律师会见诈骗案件的嫌疑人。我们协商不成,所以给检察院写了一封投诉信,被告知15天内答复。_,我们没有走到_,所以错过了从嫌犯那里了解案情、分析案情、确定辩护策略的_时机。

再比如,在为盗窃罪被告人辩护时,我们向办案机关申请调取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录像。结果,由于办案机关未能取回监控录像,监控录像丢失。

再比如,我们在为腐败案件的被告人辩护时,发现被告人在与纪委谈话中举报了其他腐败案件,于是向法院申请获取被告人供述的相关证据材料,法院不予回应。

例如,在我们为一宗故意_案的被告辩护时,一群似乎是受害者家属的人在庭审前就开始虐待律师。庭审结束后,他们离开法庭时,一些律师被殴打受伤,_在法警的护送下离开。例如,在_案中为被告辩护时,自被告介入此案以来,律师一直受到被告家人的骚扰甚至威胁。

5、 效果不佳:法院对辩方证据审查严厉

刑事律师遇到困难,取得有利证据时,法院不一定采纳。

比如,在另一起受贿案中,律师发现行贿人的证言多次重复,对受贿事实大多予以否认。所以,经过非常耐心和持久的沟通,他最终同意与律师合作取证。在调查过程中,他说了实话,根本没有受贿。同样兴奋的是,他拒绝在记录上签字,因为他担心办案机关的麻烦。幸运的是,律师记录了整个取证过程。因此,律师向法院提交了没有证人签名和指纹的证人证言,以及证据收集过程的记录。但法院认为,证据不是证人签名的,录音是在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取得的,不能作为证据,故认定被告犯受贿罪。

根据刑事诉讼理论,要坚持最严格的证明标准,严格审查证据的种类、形式和内容。例如,证据收集是否由两名调查员进行,是否有证人的签名和指纹,如果有任何缺陷,必须合理解释。但是,对于辩护人提供的有利于被告人的无罪、轻罪等证据的审查,应当遵循无罪推定、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不应当对证据种类、出示方式、侦查方式等作出严格要求。否则,会降低被告人收集证据能力较弱的证据被采纳的可能性,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6,总结

尽管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下,律师取证仍存在诸多困难。但毋庸置疑,随着我国法治程度的不断提高,阻碍律师取证的因素将越来越少,刑事律师的取证恐惧也将逐步消除。只有做好刑事实践中的风险防范工作,逐步克服取证恐惧,积极收集、提交证据,才能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有效辩护,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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